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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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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四十年

追溯历史,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从1972年颁布,仅仅过去40年,世界遗产已从默默无闻到当今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心声,其意义和价值,早已超出了一般形式的文物古迹或自然风景,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理念和精神的一个缩影,一项崇高而神圣的事业,一部人类绚丽斑斓的历史教科书。

一、保护世界遗产就是促进和平文化发展


和平是21世纪的三大主题之一。但是和平却并不容易,和平的代价巨大。至今的世界依然不安宁,战争不断,“911”、恐怖活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


1945年8月6日随着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上空的爆炸,加速了法西斯的灭亡。战后人们发现,从局部武装冲突到世界大战,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的最严重的损失,不是经济,而是文化和自然。


地球上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是非常脆弱,它们很容易遭到却难。特别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许多古老城镇遭到破坏,许多文化遗址惨遭蹂躏,甚至消失,情形严峻。目睹二战留下的战争创伤,世界各国的人们对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行了重新认识,感觉到应在世界范围确定一些保护原则。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开始寻找保护世界遗产的方法,呼吁世界各国要互相合作保护遗产。此期间,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发生,1946年11月4日在巴黎正式成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致力于全球教育、科学、文化的国际组织,其宗旨就是要促进人类的永久和平。在《教科文组织法》中开宗明义提出了“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的宣言,表明了教科文的理念、价值观、和行动准则,并用十种文字制成大碑,竖立在教科文大楼的中轴线上,以警示世人。


教科文组织作为人类思想策源地、思想库,一直在思索着世界和平文化的路径。上世纪50年代,为拯救具有特殊意义的遗产,教科文组织发起了几场国际合作运动,一个重要的事件是1954年在海牙通过了《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也称《1954年海牙公约》),强调“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财产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对一个民族的文化财产的损害,也就是对世界文化的损害”;“保护民族文化,也就是对世界文化作出贡献”;“各民族的文化都应受到国际社会的共同保护”。各缔约国在公约上签了字,决心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保护各民族的文化遗产。这个公约的价值在于国际社会更加明确了对人类文化财产的保护,把它作为一项和平文化运动贯穿于国际社会生活之中。到目前为止,这个公约依然在局部战争中发挥作用。


另一个是著名的案例是埃及阿斯旺大坝的文化遗产保护。这个著名的案例直接促发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诞生,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17届会议通过了这个公约,截止到2011年11月已有188个国家签约,936项世界遗产,其中725个文化遗产,183个自然遗产,28个混合遗产,分布于153个国家。世界遗产保护行动成为人类文化史上国际合作最成功的事业之一,文化和自然遗产正成为当今人类可持续发展核心组成部分,也表明了《世界遗产公约》的普世价值。

和平文化运动就象一条大河,聚集了四面八方的小溪——每一种民族、传统、文化、语言、宗教和政治观点,相互理解和尊重,团结协作,创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多样性共存的世界。


二、文化和自然遗产、精神和物质密切相关


20世纪50年代之前,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保护问题是分开思维和行动的。但是随着现代化在全球范围的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世界各国一批专家学者强烈地意识到人类在各个时期构成的遗址和自然环境正在遭到现代化的损坏,特别是土地开发,城市中心盲目发展,工商业巨大工程和庞大规划的实施,带来了地球资源的巨大消耗,并面临着日趋枯渴的的危险,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并使全世界各个地区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风貌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因此,急需考虑和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保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二届会议于1962年12月11日在巴黎通过了《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这个建议第一次把自然环境列入文化遗产保护范围,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问题。相对以往的国际法,这个建议对遗产本体的保护有了更具体的对象、原则、措施等,对遗产周边环境的建筑高度、体量色彩、高低压电线、广告牌、空气和水的污染”等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通过这个《建议》,国际社会开始高度重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综合保护问题。


另一个理念的变化,是在20世纪60年代两个国际机构的合作——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分别起草文化遗产保护、自然遗产保护国际文件,后者提议将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放在同一个法律文件中。这一提议被提交给了于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大会委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拟订一个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这样就为世界遗产公约的诞生奠定了国际基础。这是《世界遗产公约》的一个突出贡献,它把保护自然和文化、精神和物质的人类遗产联系在一起,强调了世界遗产的定义,既有自然的与文化的,又有物质的与精神的,“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是他们在所生活的环境中形成的;最美丽的建筑、纪念物和遗址,往往和它们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许多最壮丽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都带有多少世纪以来人类活动的记忆和烙印,它们反映了人们的精神的、文化的、艺术的和技术的价值。”可见,世界文化遗产中既有可见的物质因素,也有无形的精神因素,文化遗产都离不开历史的、科学的、文化的、艺术的、技术的、审美的价值。比如文化遗产标准中的“代表人类创造智慧的杰作”、“展示人类一个文化区域内的不朽技术和艺术”、“一种文明的独特或非凡的见证”……等等,无不是人类精神创造的物化,世界物质与人类思维的完美结合。


此后,教科文组织又在20世纪末逐步完善了公约中这一理论,典型的有《奈良真实性文件》和《文化多样性世界宣言》,文化和自然紧密联系、精神和物质不可分,文化遗产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人类创造力的多样性和生存环境的独特性,从而形成了这个丰富多彩的星球。


中国作为世界遗产大国,5000年文明史遗留下来的遗产,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世界遗产公约的理念。试想,中国的哪座名山不是文化山?哪片名湖没有文化?哪座古建筑没有文化精神?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民间艺术有几多能够脱离物质而存在?再看苏州,园林文化内涵是传统文化的博物馆,虎丘山是苏州古城的象征,太湖风景中有浓郁的人文气息,历史文化是太湖的灵魂。


三、敬畏历史、科学保护是世界遗产的生命线


20世纪末,教科文组织针对全球范围出现的“重申报、轻保护”现象和世界发展趋势,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专门研究对策,组织专门机构和专家制定了一系列更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和国际文件(几乎每一年都有一部新的相关的国际文件出台)。


首先,提出了遗产保护5C战略:教科文组织为积极推进“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并考虑到世界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了“5C战略”。其要点是:(1)增强《世界遗产名录》的可信性;(2)保证世界遗产的有效保护;(3)推进各缔约国有效的能力建设;(4)通过宣传增强大众对世界遗产的认识、参与和支持。(5)加强社区在履行《世界遗产公约》的职责。这5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其二,特别强调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问题:对每一处遗产,在保护时都应考虑到它的外在形式、结构和内在要素、历史记忆,及其人为环境和自然环境,才能真正体现它的历史、科学、文化属性,保证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OUV”)。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国际组织和专家认为:没有真实的物质形式和载体,其内容不可能完整。失去真实和完整性,其物质载体往往就成了“假古董”、“伪文物”。这已经引起当代文化遗产保护者的高度警觉。200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深入探讨了文化遗产真实性、完整性问题,并把防止“伪造”文物写进了《北京文件》。再比如,2011年12月,国际遗址理事会在巴黎召开的第十七届大会上通过的国际文件(《巴黎宣言》),特别强调了世界遗产是“支撑我们的身份认同,就像一个满载着文化和社会历史的记忆库一样,充满了真实性、完整性和‘地方精神’,是发展进程中的核心要素。”尊重遗产的真实和完整,才可能使遗产永世传承下去。因为自然遗产一旦毁灭就无法再生;文化遗产一旦毁灭更可能被人为“伪造”(如当今假古董充斥市场,造假能力几乎乱真!),成为不真实的文化遗产和不真实的文化信息,更是遗祸后人。


其三,提出了加强对世界遗产进行监测的国际行动:为确保世界遗产的真实和完整,制定了每六年一个周期开展世界遗产监测的定期报告制度。监测是通过数据记录、分析,及时发现遗产本体和周边环境的病况,即遗产本体、管理设施、环境、旅游、实施计划、灾害防治、景观环境等变化和病况,采取措施进行诊治。监测是地方负责机构执行公约和国家法规的具体行动,是从过去的被动式保护转向主动型预防性保护的主要措施,通过对保护管理工作的及时检查、纠正、督促来提高遗产保护的科学水平。值得一提的是,遗产监测作为一项探索性的工作,在全球尚未形成规范和标准的情况下,苏州在全国率先一步,摸索了6年,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世界遗产监测试点。


环顾全球,世界正面临新的转折点。恰逢其时,对世界遗产而言,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也已开启。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关于人类前途和地球未来的峰会(2002年)上,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讨论中认为: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多样性是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四大支柱。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遗产追求的亦是人文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谐发展,遗产保护与利用以及其它对人类各项活动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世界遗产的角色和作用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


如果说,前40年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主要是关注自身的保护,那么今后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将更加关注遗产保护的国际化水平,在提升自身实力的同时,更要把自身的优势创新为理论,打造成标杆,变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形成国际话语权,让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今后40年将是世界遗产事业更加辉煌的时代,同时也将是更具挑战的岁月,关荣而艰巨,任重而道远!


——转载自《苏州日报·园林专版》2012年第2、3期